苏威就某事争吵，杨坚最后都会听苏威的。

    这年春天，杨坚考虑到李德林一直兢兢业业为朝廷做事，既未升职也很少获得封赏，想想有些过意不去，就打算赐给他一座田庄，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由他任选。李德林最后挑了一间豪华酒店。这家酒店原为朝臣高阿那肱的财产，此人于开皇初年因谋反事败被诛，酒店也被朝廷抄了，此时算是国有财产。该酒店位于卫国县境（今河南清丰县），地理位置很好，南来北往的商旅都会在此下榻，所以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。李德林眼光贼亮，一挑就挑了这个聚宝盆。

    杨坚本来就是要赏，所以也不在乎李德林挑的是什么，马上就批准了。

    然而，李德林刚刚接手酒店没两天，就被当地的农民给告了。

    严格来讲，农民告的并不是李德林，而是对酒店的地皮产权提出了异议。这个告状者说，这块地皮原来是他们家的，只因当初高阿那肱仗势欺人，才把地皮抢过去盖了酒店。后来虽说姓高的倒台了，可酒店旋即收归国有，他也只好认命，不敢说什么。如今，这酒店又变成私人产业了，他当然有权利把地皮讨回来。

    本来这事跟李德林关系不大，因为这酒店本来就是杨坚所赐，出了问题，朝廷自然也有义务帮他摆平。可问题是这事刚一发生，苏威马上跳了出来，告诉杨坚说，李德林其实早知道这块地产权不清，可他贪图利益，事前曾给朝廷打报告，说这块地他已重新购入，现在看来，明显是欺君嘛！

    苏威所言是否属实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杨坚一向信任苏威，所以一听就对李德林大为不满。此时，素来跟李德林关系不好的司农卿李圆通也趁机火上浇油，说：“此店的利润，不亚于一千户食邑。李德林欺君罔上，臣建议将该酒店的营业利润按日计算，全部追缴。”杨坚当然不会真的去追缴酒店利润。他毕竟是皇帝，真要这么干就显得太没水平了。此事后来的处理结果史书无载，但估计杨坚肯定是给告状的农民支付了补偿金。因为关于这块土地的争议纯属历史遗留问题，朝廷当然要出面摆平，没理由让李德林个人买单。

    虽然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李德林在经济上也没遭受什么损失，但杨坚从此却对他极为反感。以此而言，李德林在政治上的损失其实是不可估量的。

    不久，李德林又在朝廷的一项举措上与杨坚产生矛盾，终于导致二人的关系彻底恶化。

    这件事是关于隋朝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。

    从春秋战国起，中国就有很严密的乡里制度。秦汉时，百家为一里，十里为一亭，十亭为一乡。至北魏、北周时，基层组织更趋严密，“五家立一邻长，五邻立一里长，五里立一党长”。

    （《魏书》卷一一〇）尽管基层官员拥有行政和司法权，可以有效地将政府的统治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，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：这些基层官员跟当地百姓都是乡党宗亲，彼此身上有几根毛都是数得着的，一旦百姓之间发生纠纷，请托徇私在所难免，要保证司法审理的客观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隋朝开国时，曾一度取消了基层组织的行政和司法权。

    但是，到了开皇九年二月，随着陈朝的平定和隋朝统治疆域的急剧扩大，加强中央政府在基层的控制力又成了势在必行之举。苏威为此上疏杨坚，建议每五百户设一个乡正（乡长），把行政权和司法权重新下放到地方。而李德林却对此坚决反对。他认为，原本取消基层的行政和司法权，就是因为乡里之间不是亲人就是朋友，执法很难公平，如今又设置乡正，令其专管五百家，势必为害更烈；更何况，有些边荒小县，一县人口都不满五百家，此令若行，岂不是两个县要共管一个乡？

    可是，杨坚还是不顾李德林的反对，采纳了苏威的建议，随即下诏，命一百家为里，设里正一人；五百家为乡，设乡正一人。

    开皇十年四月，也就是“酒店用地”事件刚过去没多久，虞庆则等人就奉杨坚之命，前往关东（函谷关以东）各地巡视，回朝后异口同声地奏报，称各地乡长在审理诉讼时普遍偏袒亲友，公开收受贿赂，以致老百姓怨声载道。

    杨坚一看，赶紧下令，准备再度撤销里正、乡正的设置。

    朝廷政策如此朝令夕改，让李德林深感不妥。他马上在朝会上提出异议：“当初设立乡正，我就坚决反对，如今刚一实施，就又马上废止，如此政令不一，实在不符合一个帝王立法治国的本意。臣恳请陛下，从今往后，百官凡是有轻率更改律令者，即以军法从事。否则的话，民间必然无所适从。”杨坚一听，顿时勃然大怒，指着李德林的鼻子大骂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把朕比做王莽？！”王莽篡汉后，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改革，本欲强国富民，不料却因朝令夕改、举措乖张而导致经济崩溃、民怨沸腾，最终身死国灭。平心而论，李德林说杨坚朝令夕改，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，并没有把他比做亡国之君的意思。可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杨坚这段时间本来就对李德林很不爽，现在又被他当众顶撞，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所以才会有如此过激的反应。

    事情